一、对新疆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基本认识

  任何一个国家的边疆都是流动的。它是国与国地缘政治的接触点，处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外围，处于信息传导的末梢，融汇各种地缘政治的风险。

新疆从北疆到南疆、从高山到盆地，形成了维吾尔族绿洲耕牧经济文化圈和以哈萨克族为主的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圈，这种地理上生产生活方式圈层结构与民族分布的圈层结构的一致性，在世界民族发展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新疆历史上许多民族信仰过多种宗教。然而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以伊斯兰教为核心，聚合了除汉、满、蒙古、锡伯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淡化了绿洲农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的差异性，强化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民族的文化异质性, 使新疆民族关系复杂化。

    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从这个民族的“关键符号”入手，不了解少数民族的关键符号，或者误把自己的关键符号当作别人的关键符号加以推广，会带来民族之间的误解，也容易引发“民族问题”。

    从世界范围看，原苏联模式的高度中央集权纵容了大民族主义；原南斯拉夫高度分权姑息了地方民族主义，纵容和姑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结果是殊途同归：让政治、经济问题和民族挂钩。

    不管哪种民族主义，它的根源都是政治文化，因为只有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才能形成国家民族命运共同体。一个国家内部，只有当各民族的注意力和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一致时，民族认同感和政治一体观才有坚实的基础。

     二、新疆文化建设中的“先天特殊，后天失调”

    新疆文化建设中的先天特殊是指希腊、波斯和汉、唐的文化深受伊斯兰文化浸染，后天失调主要是指长期以来，对新疆缺乏有关政治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纲领性顶层设计。当前新疆政治文化建设需要关注的是，新疆是民族的“马赛克”，在这个多民族聚居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镶嵌，即使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比例继续发生变化，“马赛克”也不会碎片化。

就中国文化来讲，人们不可忽视其中的民族纬度。研究中国的民族，要特别重视其中的文化内涵，因为文化和民族的关系在中国有着特殊重要性。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与西方近代的民族观念大不相同：中国的重点不在种族、血统，而在文化和道德，民族也是一种文化过程。

文化指导和支配着社会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价值取向，以及行为模式，由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共同传递，是信仰、道德、艺术、教育、法律、心理、习俗，以及其他物化形式的载体。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造成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由此产生民族文化再创造的一种动力，也提供了民俗文化再创造的资源，因此，民族文化交流具有重大意义。文化交流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内容，从整体上提升了民族文化的功能、效率和水平，促使新的民族文化诞生。多民族文化影响对新的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至关重要。

相同的文化现象可能把远距离的不同民族串连起来。新疆西部的锡伯族，通过萨满教把蒙古族，通过蒙古语把土族，通过花儿会把撒拉族，通过伊斯兰教把回族，通过汉语把汉族等等聚合起来，说明民族文化类型是相互交叉的。不论哪个地区和哪个民族出于何种现状，都有可能转向相同的制度和文化，从而达到普遍的社会认同。

    三、关于伊斯兰教

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竞争力上相对落后，缺乏像伊斯兰教那样高度自觉积极的传播推广措施。伊斯兰教最大的特点是宗教与政治两个同构因素相互作用：伊斯兰教是一种“内化”的宗教，它与穆斯林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样式熔铸在一起。伊斯兰教激进主义的主张不仅停留在理论上，而且体现在积极的行动中，甚至采取暴力恐怖手段。

    四、我们的主体思路

  从西欧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价值规律的作用、不同地域上经济市场的形成对西欧地域上的民族化过程起到了大分化、小聚合的双向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动员起来，其政策直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为了追求人民精神生活的高度一致，国家对各民族传统思想意识和习俗进行了改造。改革开放后，高度整合的文化开始多样化，阶层之间、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别增加了。

关爱地球是新疆各民族生态智慧的一个基本要求。他们把我们居住的地球、把我们的家庭、甚至把我们自己的身体都看作是神圣的。关爱地球的特色，确实体现了各种文明的结合。中国新领导层已经强调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这是一个健康的趋势。新领导人已经超越了过去那种工程学的狭隘科学主义，他们愿意撸起袖子加油干。

我认为，从长远看，必须认识到宗教的重要性，必须认识到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的重要性。这关乎中国人的心灵和心态，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民族问题”的“非问题处理”是纳日碧力戈教授首先提出来的。他指出：“民族本身不是问题，它的存在也不必然带来冲突；关键是如何处理和应对，如何培育语际和族际的包容态度，如何能够做到互守尊严，和睦信任，利益互补，美美与共”；“以‘非问题’的办法去处理‘民族问题’，即民族‘去问题化’。”本研究团队就是想沿着这个思路来探讨中国边疆治理的方略。  

                   （作者系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